永昌娱乐官网-时隔60年揭秘“北京九所”:这里的事曾“跟任何人都不能说”

六十多年前,在北京西郊的一片高粱地里,一座名为“花园路3号院”的办公楼开始动工,“北京九所”就建在这里。此后一段时间,邓稼先、周光召等科学家先后加入,来到这里工作。

当时,新中国正值三年困难时期,同时还面临着西方大国的核讹诈与核垄断。尽管困难重重,壮志报国的科学家们就在这里,为了祖国核事业“干惊天动地事,做隐姓埋名人!”日前,总台央视《面对面》采访了三位参与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家,揭秘“北京九所”里那些曾“跟任何人都不能说”的隐秘。

“核武器”三个字后面是“隐秘的伟大”

1958年7月,北京西郊的一片高粱地里,一座崭新的办公楼开始动工建设。这座名为“花园路3号院”的办公楼,是为一个叫“北京九所”的机构而建的。一项隐秘而伟大的事业,即将在这里开始。

当年8月,22岁的胡思得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,被分配到九所。来九所报到的当天,他见到了第九研究所一室主任——33岁的邓稼先。

当时,邓稼先给年轻的大学生安排的工作是,学习一本钱三强从苏联带回来的《超声速流与冲击波》。胡思得回忆,学习是认真的,但学来学去,为什么要学,成了大问题。

一个月后,他“斗胆”向邓稼先提出,“能不能开一个党小组会,给我们讲一讲到底干什么?”胡思得回忆,邓稼先后来告诉他们要搞核武器,“讲完‘核武器’三个字后,又讲了很多不能跟任何人说我们是干什么的话,至少交代了二三十分钟。”

他们饿到浮肿也没停止过计算

1957年,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了《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》。按照协定,苏联将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,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。而九所的任务就是消化这些资料。

但是,到了1959年6月,苏联致函中国,表示不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。1960 年 7 月,苏联政府撕毁同中国签订的所有协定和合同,苏联专家带着重要的图纸资料撤出中国。有一种悲观的说法,“中国再过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”。

1960年,正值三年自然灾害,带来粮食短缺。但“九所”的大楼里,哪怕被饿到浮肿,算盘和手摇计算机的噼啪作响也从来没有停过。年轻的科研人员在邓稼先的带领下,紧张地进行着“九次计算”。

所谓“九次计算”,就是利用特征线法解流体力学方程,模拟从启爆到碰靶的物质运动全过程。如果计算结果和苏联资料中提供的数据接近,说明九所掌握了原子弹的工作原理,只有这样,才能开始原子弹的理论设计。

也是在1960年,一批苏联留学生回到祖国,他们给“九所”注入了新鲜血液,李维新就是其中一员。当时的李维新只有24岁,和他同时进入九所的,还有在苏联取得数学副博士学位的28岁的李德元。

△李维新

李德元:1960年28岁到“九所”的,到现在没离开过,我一直在九所。我觉得我的青春是非常幸运的。

记者:怎么讲?

李德元:因为我一来就碰到一些顶尖的科学家。

△李德元

当时,顶尖的科学家在“九所”集结,郭永怀、王淦昌、彭桓武、程开甲、陈能宽、秦元勋、周毓麟等。但是,“九次计算”如同一个关口,卡在那里,得出来的一个重要数据和苏联专家讲课时提到的技术指标不符合。

推翻苏联数据

“九次计算”为核武器研究奠定理论基础

直到1961年,又一位科学家的加入,为“九次计算”画上了句号。这个人是周光召。

胡思得:他从头至尾把我们的数据重复算了一遍,觉得没错。所以他当时就提出一个怀疑,会不会苏联专家的数字给错了?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怀疑,我们要听他后面的解释。一个没有搞过原子弹的人,否定原子弹专家给的数据,这谈何容易?

1961年9月,周光召从炸药能量的利用率入手,求出炸药所做的最大功,从理论上证明了九次计算结果的正确性和苏联数据的不可能。

“九次计算”持续将近一年时间,反复磨砺,厚积薄发,为之后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。

罗布泊腾起了蘑菇云

办公室研究者却不敢欢呼

“九次计算”结束后,原子弹的研制加速进行。1963年初,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按预定计划诞生了。邓稼先在这份历史性的文件上,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。

1964年10月16日,罗布泊一声巨响,火球腾地而起,冲击波从地面上卷起粗壮的尘柱,戈壁滩上冉冉升起翻滚飞腾的蘑菇烟云。根据现场采集的数据表明,爆炸威力初估 TNT 当量在 2 万吨以上,科学家们确认这是一次成功的核爆炸。

那一天,胡思得身在青海核武器生产基地,李德元和李维新依旧在北京九所办公室里。

李维新:得知试验获得圆满成功后,当时大家都在鼓掌,不敢欢呼。因为,我们的会议室靠围墙太近了,怕声音传到外头。那时候是保密的。

新中国首次核试验的成功震撼了全世界!仅仅两年零八个月后,震撼再度降临,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,继美国、苏联和英国之后,中国成为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。

为什么中国人只用两年多时间,就实现了原子弹到氢弹的突破?很多年来,人们一直在找寻这个问题的答案。这个问题被世人反复追问,但任何理性的回答都无法涵盖将生命投入其中的人们的体验。

李德元:“我对国家有贡献,这一辈子过得可以”

责编:俞镜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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